投稿情况说明
我是当事人王某的爱人，联系电话：13919110159，因转业安置待遇及孩子的户口等事宜，反映多年，至今未得到任何处理与书面答复。
期间其被派出所、街道以及村委会人员多次实施了“稳控”。
2019年12月4日当事人被派出所民警从家里莫名带走，被通知他以涉嫌扰乱国家机关秩序被刑事拘留（从庭审中得知：当事人被带走24小时没有做笔录就将其羁押在看守所，并且三个月之后才有第一份笔录）。
当事人的案件移交检察院时，我们家属通过律师于2020年5月下旬向检察院递交了当事人被街道、派出所以及村委会人员多次实施了“稳控”的证据。
当事人的案子于2020年6月初将案件移送至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案号：（2020）甘0102刑初字564号
经过了7个多月于2021年1月13日开庭。
又经过近4个月还未判决，案件到法院已11个月有余，因为法院的久拖未决，当事人走上了崩溃且绝望的路。
其不吃饭数月。
期间看守所通知我们家属并做工作让我们家属配合写信进行劝导。我们多次写信了但劝说效果甚微，当事人进食要靠看守所的医生强灌续命。
作为家属我们非常担忧其生命，生命高于一切，所以，自三月下旬近两个月内家属多次打电话向办案法官、院长说明情况及下判决。然而未果，办案法官总是告知家属该案要上会，参会人员凑不齐。
直至家属于5月13号向督导组举报后于2021年5月24日立即做出了枉法（2020）甘0102刑初字564号判决书
当事人去北京也没有做违法违规的事，只是去反映问题，在兰州也没有做违法违规的事，也就是说当事人的信访行为并未给“稳控”单位造成秩序混乱，也没有给信访单位造成秩序混乱，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当事人向政府部门递交了书面的诉求，政府部门却没有对当事人作出书面处理意见。也迫使当事人向更高一级的部门来反映自己的问题。
怎么就因为反映行为被定性为犯罪行为，从而判罪两年。
反映行为不是犯罪行为，不能因为其问题没解决、多次维权反映，为了阻止其去北京反映，就将其定罪处罚。
需要注明一下，蹊跷的是从判决中得知，这个案子是由村书记报案，派出所立的案，那么，当事人于2018年3月8日就被高滩村委会书记报案，但是当事人却在2019年12月4日被刑事拘留，从举报到被刑事拘留近两年。
更需要说明的是，2018年3月2号前，村书记、派出所和街道办等人在北京“找寻”王某，没有找到，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3月2日将当事人在太原找到，（其实是当事人去太原去躲避了，因为每到两会等关键期，他们就会对当事人实行拘留和带到酒店“稳控”）被村书记、派出所的副所长和街道办等人将当事人“稳控”在太原的一个宾馆里10天，3月16日又被带回来行政拘留10天后又被带到兰州城关区醉仙酒店510房间“稳控”5天。也就是说8号被村书记举报，实际上当事人2号就被村书记等人“稳控”在太原一酒店。2019年的6月也对当事人行政拘留10天。就不知道派出所从举报到拘留怎么办案的。
王某想不上访都不行，因为一到“关键期”，被监视，被跟踪，被带到酒店看管，被拘留就成为了常态。
庭审查明王某去北京只是向信访部门提交材料并没有做出任何违反法纪的事，回到兰州也没有去街道，村委会做违反法纪的行为，相反每年两会及重大节日前街道，村委会，派出所的人到其家里找，干扰其家庭的生活，找不到人就会去孩子学校，妻子单位找线索，直到找到人将其拘留及带到酒店多人轮流看管。
公诉机关提交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在每次“稳控”的过程中王某都是配合，没有任何辱骂、不合理诉求等。也就是说在“稳控”过程中没有一次过激行为，因此，如果对其“稳控”不需要多人来对其控制，但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可知，每次都动用了大量的人员。
公诉机关提供了高滩村社区历年“稳控”王某费用明细及单据约33万，产生的费用也是其履行其本职工作所“必要”的支出，与王某的上访不存在必要的因果关系。与指控的罪名无关，怎么就成王某定罪量刑的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公诉机关没有提交任何相关证据证明确实对“稳控”单位工作造成了影响；公诉机关没有客观证据证明王某的行为给被信访单位造成了工作秩序混乱，王某的行为怎么就构成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了？
无奈希望通过媒体报道得到相关部门重视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