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建重修、再建分院——公立医院的跑马圈地从没有停歇过。后疫情时代加上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为公立医院的“横征”添了一把火。

　　据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有近20个地区，102家三甲公立医院开启了分院建设潮，新增床位数12.8万，投资金额高达1800亿。

　　江苏、北京、上海、山东、陕西、四川、安徽、浙江、广东，成为建分院“狂热分子”。

　　当安徽斥资70亿建安徽省立医院滨湖院区时，南京砸下60亿，推进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院区，而西安市红会医院高铁新城院区凭借57.5亿，成为为西安市史上规模最大、床位最多、投资最多的一所医院。

　　大建分院的背后是各地新建、改建公立医院的浪潮：

　　2021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十四五”期间要新增病床位2万张，三甲医院达30家；

　　河南省要求未来五年新增162所三级公立医院；

　　西安市规划新增床位数一万六千余张，几乎是西安市现有床位总数的1.5倍；

　　济南市推动的市属医院(院区)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逾百万平方米，新增床位近8000张；

　　苏州市政府宣布，在“十四五”期间，三级医院数量要力争增长50%、增至36家，三甲医院要力争新增10家。

　　地方卫健系统的一位官员指出，后疫情时代，又赶上了十四五的开局，一般情况下，开局投入较多，造成了三甲医院大规模上马的一种感觉。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统筹推进公立医院建设，无可厚非。握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三甲们，相比于新建的三甲公立医院，无疑更有能力、底气，带动区域医疗发展。

　　但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当老百姓们奔着总院的品牌、名气，涌入当地的分院之后，分院会再次成为基层的抽水机，还是一个医疗均衡发展的桥梁？这将极为考验地方政府管理能力。

　　扩张——医院的本能

　　广州增城区，马上迎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增城院区的开业。这个开放床位1000张、总投资达20多亿的医院，在建院之初的愿景即是是成为——全亚洲最大的妇幼医院，成为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主要分院区之ー。

　　多院区布局，是近年来“中山系”、“北大系”、“华西系”发展的通用模式。

　　偏居西南一隅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乐山建了峨眉分院之外，扩建的步伐延伸至厦门。投资额近30亿的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建一个分院，意味着有更大空间来扩展、调整，对于院长们而言，就像家里添丁一样，总是很欢喜的。

　　一位上海卫健系统官员直言，上海的优质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区，用地紧张，医院就地扩建成本太高了。主院区发展空间不足，在郊区建分院，可以满足院长们对医院转型的需求。

　　国内首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浙大二院院长王建安公开表示过，“目前浙大二院解放路院区的面积有40亩。浙大二院用这40亩地为每年来院的400万患者服务、为产学研服务。时代在进步，空间限制了医院将来的发展。”

　　一旦医疗资源过多集中在市中心，医院门口主干道几乎常年拥堵。疏散医疗资源，也的确成为必然。

　　扩张的冲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在多种因素混合之下，成为一种潜意识的本能。一位行业人士指出，当公立医院成为庞然大物之际，组织内部就有内生的膨胀需求，而长期的虹吸效应更刺激了这一欲望。如今，公立医院收入发展受限、业务激励机制不足等，内卷化焦虑之下，扩张冲动暗潮汹涌。

　　一位公立医院院长袒露，一旦听到别的医院床位扩大了，自己要是不动，就显得落后了。“大家一直有一种竞赛、互相比的压力。”

　　随着房地产的高歌猛进，医院配套成为刚需——在南京，江北新区以“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 建设全民健康新主城”为目标，豪掷200亿元用于医疗机构规划建设。每年新增不低于5000万元，用于人才引进培养和医疗机构能力提升，着力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

　　一位基层医保人员提到，地方政府引进大型医院开分院属于面子里子都合适的事情。有些是院长上门送分院，但是更多是行政力量去给医院送分院，给地皮甚至是给建设费用，要求大医院去托管，相当于白送。

　　后疫情时代的政绩观念驱动，更为扩张添了一把火。一位行业人士透露，“大家都知道卫生强基层是根本出路，但兴建大型医院比较容易‘显政绩’。同样的，在DRGs等改革全面落地之前，医院领导也想最后再‘冲量’一次，现在亏得多，正好可以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