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

1953年春，重庆市西南税管局宿舍大院。5岁的陈宗周仰着头，看墙壁上的告示，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好多汉字，端详许久，认不全，他猜是人名，然后突发奇想，爸爸妈妈的名字是不是也在上面？很快，他从家里找到户口本，折身返回，比照户口本和告示，一笔一画，最终得以印证，这让他很兴奋。多年后，那张告示榜，成了陈宗周童年最深的记忆。

陈宗周在上海出生，没几个月大，就跟着父母一路奔波，由上海，经湘潭，过洞庭湖，最终落脚重庆。

陈父一生颇为坎坷，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民国政府做税务官，1930年代末，任四川省富顺县税务局局长，1946年解放战争开打前回东北，任三个省的税务局局长。1948年，跟蒋经国“上海打虎”。1949年没去台湾，之所以留下，一是认为国民党太腐败，身在税务系统更容易看清这一点。二是陈宗周的弟弟宗光即将出生，一家人不愿奔波劳苦。建国不久，陈父任职西南税务管理局，主编西南税法，还担任西南税务培训班的班主任，为新中国培训税务干部。

陈母是四川人，与陈父在东北结婚。解放后努力干革命，曾被评为全市劳模，还作为调干生，在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念国民经济与统计，那是一套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治理方式。改革开放前，重庆日化系统的工厂建厂工作，陈母几乎都有参与。

父母工作忙，无暇顾全四个子女的学习和生活，长子陈宗周不得不学会照顾自己。大人没时间管，陈宗周过得无忧无虑，跳房子、滚铁环，都玩过。但最开心的还是读书。父亲带他去税务局的图书室，他几乎翻遍所有的画本，识字后，常常一个人从住处米亭子跑到解放碑的新华书店，那儿有新出版的单行本苏联小说，他最喜欢讽刺小说。

陈宗周7岁读重庆大同路小学，没两年，父亲被划为右派，母亲从区委下到工厂做工人。“家庭出身不好”的帽子，戴在头上有多沉重，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母亲担心儿子上不了初中，跟他讲高尔基的故事，鼓励他自学，还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幸运的是，从重庆实验小学（后改名重庆市人和街小学）毕业后，陈宗周还是进了重庆四十一中，这所学校后来恢复旧名巴蜀中学，以名人辈出闻名。2013年，巴蜀中学值80周年校庆，推出“杰出校友”名单，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著名物理学家刘寄星以及陈宗周等数十人名列其上。

不幸的是，陈宗周在班里有点孤立，跟几个走读生勉强能聊几句，与那些住读生，则像两个世界的人，大家无话可谈。其中，既有出身原因，也有性格原因，更是社会与学校氛围使然。在那特殊的“三年困难时期”，连学校足球场都做了菜园，种牛皮菜，作粮食充饥。可是，还有位同学，居然告诉别人，他家吃荷兰炼乳。现实，比讽刺小说更为讽刺。

同学眼里的陈宗周，是另一副样子。“开学第一天，他在桌上画了一道三八线，稍一过界，他举拳就打。”多年之后的一次同学会上，任育浦还记得这个男同桌很难接触，不敢跟他说话，不过，“他做几何题，辅助线画得非常好。”任父当时是个比较大的干部，在陈眼里，任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没法交往。

他也想有所改变。入团申请书，提过很多次，但因陈宗周不滑头，不瞒报，有一说一，最后当然没有结果。彼时，陈宗周自觉唯一出路，是努力学习，读高中，上大学。

（陈宗周自重庆四十一中毕业。）

可惜，生活从不依照小人物设想的道路前进。

1964年夏，陈宗周从班主任手上接过一张“不录取通知书”，一时无法接受，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念叨——“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老师听完，默默无言。说不录取出乎意外，也不合理，只是陈宗周不愿承认，念念不忘自己是初中部数学竞赛第一名，作文比赛第三名，甚至连长跑都是第四名。

当时的社会，总号召青少年勇攀科学高峰。这种召唤，从小刻在陈宗周骨子里，抹不去。今天再回忆，他仍黯然，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梦想依然是当科学家。

班主任名叫周天应，后来成了重庆很有名的化学老师，他也多次提醒陈宗周，如果考不上高中怎么办？16岁的陈宗周怎会想到这个问题早有别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