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效益主义（act utilitarianism）指的是判断行为对错的标准，取决于行为是否能将所有人的效益最大化。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行为的后果导致大家的总快乐值增加，那么这个行为就被认为是“好的”、“道德的”；反之则是“坏的”、“不道德的”。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体现的就是典型的行为效益主义价值观。

这个看起来很有道理的道德哲学观，实际上拥有很大的问题。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举出了若干例子，恰好我最近刷罗翔的刑法课视频，又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讲的也是这件事。

张三的老婆病危了，需要输血，但由于她是熊猫血，很难找到匹配的血源。张三发现邻居王五也是熊猫血，带着现金去求他卖血，可是王五不缺钱，就是不愿意卖。于是张三打晕了王五，强行抽血，救活了自己的老婆。

在行为效益主义看来，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王五损失了一点点身体健康，但是却救活了一条人命，这难道不是利大于弊吗？

但是，有生活常识的我们都明白，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不然这个世界乱套了。

可见，行为效益主义在这个情况下导致了荒谬的结果，人和人之间的快乐值是没办法进行比较的。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摒弃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呢？难道我们永远都不能去比较快乐值吗？

并不是的。实际上，不但不应该摒弃，而且不可能摒弃，对于家长来说尤其如此。

首先，尽管不同人之间的快乐不可以比较，但是同一个人，你自己的各种快乐和痛苦，是可以比较的。不但可以比较，而且时刻都在被比较。

你现在有一会空闲，是想要刷一会当下轻松、实际浪费时间的抖音呢，还是决定硬着头皮看我们这篇晦涩的文章、以求获得长远的轻松育儿呢？无论你怎样选择，都是在比较自己的两种快乐孰大孰小。

从一个人的内部视角来看，效益主义简直就是终极真理。我们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选择，背后的原因都是我们在对自己进行着效益主义的评估，比较着自己不同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快乐和痛苦。

效益主义是我们许多日常行为，尤其是经济行为，背后的底层逻辑。

也正因为此，行为效益主义这种思想，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巨大且积极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行为效益主义的延伸。比方说，在微观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效益曲线”（utility curve）。这实际上就是在用数学的手段，来搞清楚一个人在各种情况下的“快乐值”。

经济学家研究人们的经济活动时，发现这种比较“快乐值”的方式，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些微观经济的运行规律。而很多现代经济政策的制定，背后的理由往往也是在优化“总快乐值”或者“平均快乐值”。

以上是效益主义的第一层重要性。但是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效益主义还有第二层更重要的意义。

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他们缺乏生活经验，在很多问题上并不能够进行正确的判断。这时候谁来判断呢？当然是我们家长。我们必须替孩子进行判断，而这个判断往往会同时影响孩子和家长。

尽管不同人的快乐不可以比较的，但是家长作为全家的决策者，你不得不比较。

比方说，孩子玩完玩具，撒了一地，孩子宁死也不愿意收拾。孩子不收拾的话，你闹心；你逼孩子收拾的话，孩子闹心。现在问题来了，你要不要强迫孩子收拾玩具？到底应该让谁闹心呢？

我们这里并不真的讨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家长可以看我们更早的文章（《孩子不收拾玩具，我该怎么收拾孩子》）。我们这里仅仅指出这样一个现象：家长经常不得不在自己的快乐和孩子的快乐中进行取舍。